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的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全面成熟、统一战线工作取得巨大成功的时期。研究、总结延安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必将为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事业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是统一战线事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基础

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纲领的具体体现，实现党的纲领需要经历若干个历史阶段，科学确定每个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以及力量配置是政治路线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前，因为没有解决好政治路线问题，没有配置好革命力量，造成了两次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延安时期我们党通过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有效战胜右倾错误，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力量等问题的认识不断清晰。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是统一战线能够凝心聚力的前提与保障。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做出正确的判断，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逐渐被许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所接受。西安事变发生后，我们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弃前嫌，多方斡旋，促成其和平解决。并把对国民党的政策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调整为“联蒋抗日”，最终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正确的政治路线又遇到党内右倾思潮的挑战，我们党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毛泽东指出：“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党的组织与民众组织问题上，则须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实现长期合作，发展党与发展民众运动。但同时，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也要注意，否则也就要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与无原则的发展了。”毛泽东通过对资产阶级特性的深刻分析，为国共合作指明了方向。他坚定地指出：“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原则性与灵活性兼顾是统一战线事业发展壮大的基本遵循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有必要向同盟者作出妥协和让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左”倾教条主义者逐渐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他们在革命力量配置上采取教条的、僵死的和形而上学做法，否认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上敌强我弱的特点，否认革命发展道路的曲折性和长期性，不搞统一战线，把中间力量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坚持关门主义，使革命事业遭受了巨大损失。

在延安，毛泽东深刻批评了这种错误。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国内的革命力量发生深刻变化。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许多富农、小地主以及部分军阀对革命秉持着或中立或同情的态度，所以这股力量也是参加革命的可能力量。鉴于此，我们党应采取适当的方法，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将这些力量拉到我们这边来，拉到抗日战线中来。同样，在地主买办阶级中，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开展工作，将他们拉进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队伍中来。团结并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是党的策略与实施路线，只有建立起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延安时期我们党在统一战线政策上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把土地政策僵化、极端化，甚至给主张“给地主以生活出路”和“允许富农拥有一份土地”的党内同志扣上“富农路线”的帽子残酷打击。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规定对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可。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布，“在没有分配土地的区域，地主豪绅的土地，停止没收，但去年以前的欠租应宣布取消，不准索取”，洛川会议又将“减租减息”列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成为抗战时期共产党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这种务实的土地政策，对于我们党团结开明绅士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党对工商经济政策做出大的调整，允许资本家到根据地投资兴办各种工商业，鼓励发展市镇贸易；依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由回民自己解决，建立回民自治政府；对西北地区广泛存在的哥老会组织，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这些灵活、务实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效地促进了党的中心工作，使西北根据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业得到全面发展。

找到政治共识是统一战线事业发展壮大的必须解决好的基本问题

延安时期，我们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用当时中国社会广泛认同的政治共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面对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时，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找到“抗日救亡”这个中华民族当时最大的政治共识，团结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一切愿意抗日者在内的全民族力量。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是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了敦促国民党尽快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中国共产党做出极大的妥协。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等四项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让步，从根本上取消了国内形成的两个政权的对立，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整个利益为重的博大胸怀。这些主张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以及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石曾、孙科、李烈钧等联名要求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最终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开始了全民族抗日的新阶段。

民主、宽松的政治生态是统一战线事业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认为，抗战所需要的全国的和平与团结要靠民主来巩固和维护，抗战所需要的全国人民的参与需要民主来动员，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民主改革。为此，我们党首先在陕甘宁边区推动民主选举，有效地推动了政治民主化进程。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通力合作，共商国是，在陕甘宁边区为实现民主政治共同努力。“三三制”新型民主联合政权，为各党各派社会各界提供了参政议政机会，为党外人士登上政治舞台，与中共一道合作议事提供了制度平台。毛泽东在多种场合要求共产党员要加强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他批评那些没有统一战线观念的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或者由于宗派主义作风、关门主义思想作祟等因素而拒绝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他指出，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他要求共产党员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人始终营造并保持着民主、宽松的气氛，并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全国民主示范区”，保证了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以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团结起来，集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势力。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事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哪个阶级及其政党掌握了领导权，就能决定统一战线的发展方向。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我党正是由于放弃独立性而导致了失败。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党内一度又出现了放弃独立性的右倾论调。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独立性，“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毛泽东做出针锋相对的战略部署。他指出，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大革命前期是联合一切力量，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个极端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重创，毛泽东针对当前问题先后提出著名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有理、有利、有节”等主张，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和原则，尽力维护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和统一，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成为引导全民族始终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核心。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当时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自私、狭隘、一党独大的本性逐渐暴露，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砥柱中流作用被各界所认同。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特点性质决定的。同时，他也告诫全党，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别人赐给的。“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延安时期，正是有了党的政策的正确、党的组织的坚强有力、党员的模范作用，才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才有了统一战线中党的领导地位的实现。

（作者：任禀洁 解永强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本文刊发于《中国统一战线》杂志）